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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19

发布日期:2014-11-07 16:20:11 浏览次数:229

1919年1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谈。一到巴黎,凯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钻进汽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写报告、“搓”会议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历史的轴心。凯恩斯躬逢盛会,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然而,身处1919年的巴黎,容易让人产出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不要说是整出戏,就是在德国战后赔款这一幕中,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凯恩斯在1919

英国财政部并非唯一参与战后赔款谈判的部门。各种游说集团聚集在白厅门外,要求德国必须偿还战争的全部损失。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和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了战争。有意思的是,自治领比英国更加憎恶德国。要求一定要严惩德国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亚总理休斯(WilliamMorrisHughes)。劳合·乔治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休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Cunliffe和一位律师LordSumner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谈中的谈判委员会。英国财政部,以及凯恩斯,被晾在了一边。

政治家关心的是计算政治上的锱铢得失,外交官们争论的是礼节上的繁琐细节,经济学家的优势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缚和繁文缛节,着眼于全局和未来设计政策方案。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赔款问题其实是和盟国相互间的债务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紧盯着德国的赔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偿还欠美国的钱。如果美国能够将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减免,那么德国的赔款问题就迎刃而解。

凯恩斯从1918年11月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以及战争赔款,都必须一分钱不少地严格支付,将毒化,甚至毁灭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把所有的战争债务都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的建议是,协约国可以让德国发行战争赔款债券。凯恩斯建议,让德国和其它的战败国发行总额为13.45亿英镑的债券,头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确保债券的安全性。德国和其它同盟国应共同为所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协约国也提供部分担保。所有发行的债券中,10亿英镑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其余则留做战败国的战后重建。这一债券应被视为贷款的最优评级的抵押品。

凯恩斯试图一石多鸟。德国和其它战败国会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来气,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偿还赔款,能够让它们稍微松一口气,而且能得到资金养活自己的人民。欧洲各国在战后资金奇缺,连买进口品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支持出口部门发展的资金。有了战争债券做为贷款的抵押品,欧洲的银行信贷很快就能恢复,经济亦会迅速复苏。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能够尽快恢复元气,对美国的出口也是一个长期利好消息。

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国的态度。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人。美国的回复很快就回来了。托马斯·拉蒙特,J.P.摩根的合伙人,美国代表团里的金融专家,对凯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顾,他说这一方案“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尔逊总统给财政部长BernardBaruch的信里,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我意识到这些尝试是为了把我们跟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捆在一起。现在就指望你来帮我挫败他们的计划了。”其实,根本不需要总统先生的提醒。美国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欧洲合作。欧洲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美国越是帮他们,他们就越依赖美国。干嘛要帮欧洲的忙。

凯恩斯的“伟大方案”无疾而终。他这才感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急流勇退。

1919年5月份,凯恩斯终于看到了巴黎和约的草稿。他大吃一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凯恩斯说,和约草稿中关于战争赔款的条款是“不可行的”,“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极其不明智。”凯恩斯搬出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在巴黎郊区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难以入眠。凯恩斯告诉朋友,自己去意已定,他已经向财政部递交了辞呈。

1919年6月8日,凯恩斯回到伦敦。从8月起,凯恩斯躲在他的好友格兰特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里。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凯恩斯就伏在书桌前写作,一直写到中午。下午,他会读读报纸,拿着铲子和园艺剪,在花园里精心地除草。下午茶后,他又坐下来,给亲朋好友们写信。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在布鲁姆伯利圈子里的朋友斯特雷奇写过一本《维多利亚名人传》。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写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写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无知使事实变得简单明了。聪明的作家,会在选择叙述角度的时候采用一种迂回的策略,突袭包抄,或是忽然间向幽暗的地方射去一线微光。凯恩斯受到斯特雷奇的影响,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段关于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这三个巴黎和谈主角的生动描写。

凯恩斯写克里蒙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是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戴着灰色的手套,双手搭在前面。”克里蒙梭的最大心愿就是“毁灭整整一代德国人”。

凯恩斯写威尔逊总统:“一个又聋又哑的唐吉珂德”。威尔逊仅仅有理想,一点也不是狡猾的欧洲政客的对手。他反应速度太慢,理解能力奇差,而且冥顽不化。凯恩斯说,威尔逊在和克里蒙梭、劳合·乔治的较量中最终占了下风:“他被拖进来他们的谈判氛围,按照他们的计划谈判,讨论他们的数据,被牵到了他们的道路上。”

凯恩斯在初稿里尖刻地评价劳合·乔治:“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女巫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在他母亲的劝说下,他很不情愿地把这段辞藻华丽的抨击删掉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劳合·乔治,说他油滑多变,成了议会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人质。

凯恩斯无比心痛地说,“欧洲的未来生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让欧洲人有谋生之道不是他们所焦虑的,他们关注的问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是国界线的划分、各个民族的自利、大国间的平衡、帝国的继续扩张、如何在未来削弱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报仇、如何把无法肩负的金融负担从战胜国那里转嫁给战败国。”当他们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却忙着在地图上画国界线。当他们需要把沉重的债务一笔勾销的时候,却讨论各自欠的钱怎么还。当他们需要一起战后重建的时候,却在讨论如何惩罚德国。

如果把巴黎和会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打得最英勇的是法国,输得最惨的是威尔逊总统,而英国占到的便宜最多。法国人坚持要求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费用,而且还要把德国四分五裂、切成碎片。威尔逊总统刚到法国的时候,被人们视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救星,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英国和法国当做一个笑话。克里蒙梭抱怨,上帝也不过只有“十诫”,威尔逊居然搞出来“十四点”。劳合·乔治说,威尔逊以为自己是个传教士,到欧洲来解救异教徒了。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之间也有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联手愚弄威尔逊总统。他们明白,只要威胁不加入威尔逊心爱的“国联”,美国就会让步。威尔逊一步步地后退,但却仍然梦想着,只要国联成立,就能扳回一局。

威尔逊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回到美国,试图说服国会签署国际联盟条约时,遇到了极为激烈的反抗。威尔逊并没有坐下来和反对者谈判,而是马上到全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谴责反对者,呼吁大家支持他。他明知道巴黎和约漏洞百出,但仍然要把它称为“蒙了神恩的伟业”。但是,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正如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的,威尔逊“不编造些侮辱性的短语来描绘他的反对者,就解释不了什么是国联。”

威尔逊忍着病痛,乘坐总统专列离开华盛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演讲、跟成千上万名群众握手。他在科罗拉多州就已经晕倒。到达堪萨斯州之后,他大脑血管破裂,患上了严重的脑溢血。他左边身体完全瘫痪,左眼失明,也听不清别人的讲话。等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威尔逊已经不能动弹了。参议院轻而易举地否决了国际联盟条约。威尔逊辛辛苦苦建立了国际联盟,美国根本就没有参加。

劳合·乔治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善于把各种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1919年4月,他在巴黎接到一封电报,370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他回国报告巴黎和约的内容。劳合·乔治立刻赶回伦敦,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你们不能相信那些邪恶的疯子,要相信全世界的政治家。议会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等他回到巴黎,劳合·乔治得意地对下属说,我完全征服了议会,尽管我什么也没有跟他们讲巴黎和谈的内容。

如果只赔偿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那么法国肯定在赔款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英国主张,要把对平民带来的损失也算进去,比如对战争寡妇和孤儿的赔偿,这样一来,在德国赔偿的分配中,英国所占的比例就从20%提高到了28%。劳合·乔治提议,暂时不要在和约中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金额。他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再高的金额一样会受到公众的声讨。但公共舆论毫无定形,转瞬即逝,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德国赔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劳合·乔治是对的,英国人没过多久就不再关注巴黎和约了,他们转而去追捧一本9岁女孩写的错别字百出的幽默小说《年轻客人》(TheYoungVisiter)。

遗憾的是,德国人没有忘记,于是,恰如凯恩斯所预言的,不到30年,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地区的人民至今还没有忘记,1991年和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伊拉克战争、库尔德人要求自治、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全部都是从巴黎和约的瓶子中释放出来的魔鬼。

克里蒙梭曾说,“我不敢说会持续多少年,或许会持续几个世纪,刚刚开始的危机还会继续。是的,和约将会带给我们重负、烦恼、不幸和困难,而且将持续多年。”很不幸,被他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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