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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管理思想领导素质与能力比较分析

发布日期:2014-04-30 11:55:04 浏览次数:735

一、儒家的领导素质行为及能力序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儒家思想对于领导者素质与能力发展要求是有内在规律的。他要求“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发展序列。儒家强调正人先正己,由内而外,由已及人,《大学》中说:“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志;致志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是追求人内心的修养完善;“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为政治民,追求理想的社会。两者合起来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

二、中西方管理基于领导能力及素质的理论比较:本质、构成特点及方法应用

1、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评价方法及应用

第一,西方的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西方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是具有结构心理特征的总和。研究能力的结构,分析能力的构成因素,理解能力的本质,从而合理设计能力测量的手段。由于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特征,因而出现了研究能力的不同理论。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能力测量中不同的因素分析法。

西方素质理论认为,素质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征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这个物质基础就谈不到能力的发展。生来或早期聋哑的人难以发展音乐能力,双目失明的人无从发展绘画才能,严重的早期脑损伤或脑发育不全的缺陷是智力发展的障碍。

第二,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的关系:构成特点。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基础,但不是能力本身。素质作为先天生成的解刨生理结构,不能现成的决定能力。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能力,只是由于他生来具有一定的解刨生理特点,因而他具有能力发展的一般可能性。只是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解刨生理素质在活动中显露并发展起来,才逐渐形成能力这样的心理特征。

英国心里学家斯皮尔曼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他反对联想理论,著有《智力的性质和认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创造的心》等”。他对心理统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对相关系数概念进行了延伸,导出了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他还创立因素分析的方法,这是他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

第三,西方能力理论:评价方法及应用

斯皮尔曼二因素结构理论的方法表达为:

1)斯皮尔曼认为,能力是由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所构成。

2)完成任何一项作业都是由g和s两种因素决定的。

分析方式:

1)一个算术推理作业由g+s1决定,而一个言语测验作业由g+s2决定。

2)两套测验题的结果如果出现正相关,就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因素g;而它们不完全相关,就是因为每种作业包括不同的、无联系的s因素造成的。

结论:根据这些相关,在能力结构中,第一位的和重要的是一般因素g,各种能力测验就是通过广泛取样而求出g因素。

另外,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结构设想,称为“智慧结构”学说。

1)智慧因素是由操作、材料内容和产品三个变项构成的,像一个长、宽、高三个维度的方块。

2)每一变项由一些有关的要素组成,因此,他以排列组合的方法,提出智慧可能由120种因素组成。

2、中国人文哲学关于能力与素质理论分析:原则与本质属性、评价结构及应用

第一,中国历史上讲究智慧才智:由品引导。所以,对人的品性及素质与能力等的论述是很多的。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品,品有善恶,其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指本体人。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认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无须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韩愈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上品人性是善的,下品人性是恶的,而中品人性之善恶在于引导。

第二,中国历史人文哲学关于人才智慧构成:评价原则。儒家的“五常”“六艺”实际是人的心智的教化过程。他主张身心智的和谐,既不主张以礼(理)灭情,也不赞成顺随自然情欲的泛滥,而主张把自然的感性欲望纳入礼节性原则之中去。

儒家关于心灵中知、情、意的分析,是非常全面的,即,通过教化形成自然与和谐。而“五常”“六艺”的教化结构,即是这种手段。《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天理与人欲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件事。“不为天理即私俗……不为人欲皆天理。”灭一分人欲,方才存一分天理。人要成就自己,成就他人,首先就要做到以“理”改造‘欲’,形成“礼‘的自然秩序,顺乎自然顺应天理。由此儒家主张心灵的“中和”,使知、情、意保持和谐顺适的状态。

荀子认为,人们无法减少或去除内心的物质欲望,但人们却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节制自己追求利欲的行为。这就是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用什么来“节求”呢?荀子引出了他的“制礼明分”的思想主张。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第三,墨家关于管理者能力的应用:基于素质要素的管理能力评价

《墨子?尚同》中云:“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

释义:“数千里之外,有做坏事的人,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乡里还未完全听说,天子得知后就惩罚他。因此,天下百姓都恐惧、颤慑、战战兢兢,不敢做淫荡、暴虐的事。都说天子的视觉、听觉象神灵

先王说,“并不神啊,只不过是使别人的耳目帮助自己去看、去听;使别人的嘴巴,帮助自己讲话;使别人的心灵,帮助自己思考;使别人的手脚,帮助自己行动而已”。

《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即举其事速成矣。”

释义:帮助他视听的人多了,那么他的所见所闻的知识就广远;帮助他言谈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善言所安抚的范围就广博;帮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计谋、计划就会迅速获得;帮助他行动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办的事就会迅速成功。

3、中国管理思想之“政之以德”之本:“仁者”“爱民”,德法兼治

儒家的德治思想对漫长封建社会的治国之道产生了深远影响。认为,德治,需要治国者“为政以德”,同时也需要百姓民众明理守德。要让百姓做到明理守德,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治国者做到“为政以德”,二是百姓安居乐业,有“恒产”才有“恒心”,三是道德教化,导民以仁,摩民以义。在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道德教化最为关键,其效用在于动员人的道德情感,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使社会成为友爱和谐的社会。

儒家认为:民贵君轻,仁者,富民;德主而刑辅;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三、中国管理思想之“水至柔,而利万物”:故几于道

儒家有言:“水能载舟,也能。事实上这就目前我们经常说到的,管理的人性化就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的根本点的说明。儒家强调通过管理者的道德威望的感昭示范,在无形中影响群体,每个人在感昭下“修己”激发群体社会网络的协调和睦与创造性。

中国的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造福利益人间万物而又不争不悔,能接纳百川不分混浊污垢而自质清洁,这几乎就是“道”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柔弱至极,但咆哮泛滥起来,谁能阻挡?激水之疾,可以漂石。水“反者道之动”,“千里之堤,可以溃于蚁穴”。的确,人们所知的宇宙间又有何物能似水那样至柔、至刚、至净、至爱、能容、能大呢?管理者是否应该学习水那种效法自然之道的胸襟和气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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