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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传记的描写艺术(一)

发布日期:2015-12-09 11:33:12 浏览次数:1505

《史记》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中列出姓名的历史人物有千余人之多,其中,除一部分无所作为的帝王和诸侯仅在世系赓续中录其姓名外,其余的三五百人都有专传、合传或附传,来记述他们的事迹、作为、性格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至少有几十个人,成了流传千古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

把握人物的特征,确定文章的“基调”

《史记》之前的史书,大多是“以事系人”的写法,是“藉史以传人”,记叙事件为主,人物居于次要地位。《史记》则是“藉人以明史”,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它是“以人系事”的。

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马克思语)的人,从生到死,从家庭到社会,从个人活动到与各色人等交往,都不是单一色的,总会有得失成败、顺逆功过,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中,对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其一生就更为复杂,繁纷。作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的一生中的全部事情和言行都记录下来,而是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的特点和本质的材料来写。这就像确定一首乐曲的“基调”,“基调”把握准了,演奏起来便不会走调和“离谱”。司马迁正是这样高明的“乐师”,他对历史人物的言行,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认真分析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把握住最能表现其性格特点,最能反映其一生主要面貌的事件来写。集中笔墨,突出摹写,这样就可反映出人物一生的主貌,演奏出了一支支各具特色的优美乐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廉、蔺二人的共同特点,是热爱国家,忠于赵国,都为维护赵国的安全和尊严贡献了力量。但传中写蔺相如,突出他的智慧和勇敢,重点写他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过程中的行动和表现;写廉颇,突出他的勇武。将相交欢那一段,突出蔺相如的豁达大度“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德和廉颇勇于自责、负荆请罪的可爱性格,这二者又都是统一在热爱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总目标之下的。因此,“爱国,团结”便是这一列传的基调。作者把握准了这个基调,使这两个形象成为流芳千古的爱国英雄的典型。

又如《魏公子列传》中,集中写信陵君魏无忌“仁而下士”的良好作风,这种“仁而下士”的作风是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的。“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著名的窃符救赵行动,就得力于大梁的守门人侯嬴的智谋和屠者朱亥的勇武。他留赵,赵安;离魏,魏危。“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他回救魏国,又是听从了隐身于博徒和卖浆家的毛公和薛公的建议。他因遭谗言“病酒而卒”后,秦便发兵攻魏,不久就“虏魏王,屠大梁”,灭掉了魏国。在本传中,作者是紧紧围绕信陵君这个人物与魏、赵两国的安危关系来表现他“好客”这一特点的。


再如《李将军列传》中,突出李广的勇武善射、体恤士卒和生不逢时等这几方面的特点,来表现这个悲剧人物的英雄一生的。

其他如张良的谋略,韩信的帅才,周昌的忠戆,郦生的口辩,石奋的谨慎,邓通的佞幸……都是抓住了人物一生的主要方面,给予充分表现的。

集中笔墨写人物一生的某一两个方面,司马迁是有意识这样作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罗列出了写每篇人物传记的侧重点和表现意图,如: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屈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

可见,他在选材上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侧重点,所以,他所刻画的历史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剪裁时依“基调”突出重点,材料取舍得当

在人物素材的处理上,司马迁是很善于剪裁的。他在把握住人物的“基调”之后,并不是把与此有关的所有材料都兼收并蓄,全部罗列堆砌在这里;而是有详有略,突出重点,只拣几件有代表性的典型性事件,记叙和描写,余则略提或不写。

如前举蔺相如的事迹,只重点写了三件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其余的活动,除借宦者令缪贤之口侧面介绍一点外,都没有写。“兵贵精而不在多”,而这个人,有这三件事,也就足以千古不朽了。

再如《李将军列传》中,李广自称,他自结发起,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传中只重点写了三次战斗:一次是追击匈奴“射雕者”而与匈奴大兵遭遇,突出他的料敌如神,勇武镇定;一次写他的被俘后又脱险,突出他的机敏和勇敢;一次是他率四千骑被匈奴四万人包围,突出他的善射和善战。这三次战斗都突出了李广的智慧和勇敢,有代表性,其余六十多次战斗情况,有的略加提及,多数略而不写了。

又如《魏公子列传》中,“窃符救赵”是个重大事件。先详写信陵君结交侯嬴、朱亥的经过,突出他“仁而下士”的品德,也为下一步行动作好铺垫。再详写这些人策划、窃符及矫令夺兵权的经过,突出他们的智慧和才能。等夺到指挥权,进入战斗,则写得十分简略:“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寥寥十余字,就把十几万人的一次军事行动交待过去了。因为这不是本传的重点。

材料有选择,叙事有重点,也是司马迁有意识这样做的,他在《留侯世家》中写张良为帮助刘邦打天下“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纠正了刘邦多次失误,出了许多好主意。作为刘邦的战友和谋士,“(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⑨可见作者在选取材料时,是有明确取舍标准的,那就是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为重点记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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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矛盾冲突和场面描写中表现人物的复杂性格

司马迁善于把人物放在事件的矛盾冲突中去展现性格。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风平浪静,鸟语花香,大家都是谦谦君子;一旦风吹草动,地震天灾,与每个人的生命或利害攸关,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为己还是顾人,是强是弱,是忠是奸,便会径渭分明,高下立见。鱼目难以混珠,懦夫与英雄异路。也只有在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人们的真实面目,本质特点,才能暴露得更充分,更彻底。司马迁正是运用这个原理,把许多人物放到事件的复杂尖锐的冲突斗争中,通过激烈紧张的斗争场面的描写,一步步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

如《项羽本纪》中,对喑恶叱咤才气盖世的项羽的性格刻画就是如此。

开头写少年项籍,不愿学书学剑,只愿学“万人敌”,却“又不肯竟学”。他“才气过人”,目空一切,连吞并六国的秦始皇都不放在眼里,表现了他的远大志向和性格浮躁的一面。起兵反秦时,年仅二十四岁,就当了一个方面军的统帅,说明他有过人的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以下主要写了三个大的场面,通过他在和敌手的斗争中的表现,逐步展现了他的复杂性格。

第一个大场面是解巨鹿之围。秦将章邯率部将王离、苏角等破定陶,败楚兵,杀项梁,围巨鹿。楚帅卿子冠军宋义不敢去救,其它各路诸侯的军队也惮于秦兵的威势而止兵不前。在这危急情况下,项羽果断地处死宋义,率兵去解巨鹿之围: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这里展示的是项羽的果敢和坚强,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楚军的夺人声威,项羽的英雄气概,诸侯将领的恐惧慑服,都写得有声有色,跃然纸上。这是项军力量处于上升阶段一次摧毁秦军主力的重要战役,是项羽在灭秦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所以作者下力描写了项羽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勇敢,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作好铺垫。

第二个大场面是写鸿门之宴。项羽率四十万大军西攻函谷关,刘邦率十万人已入关拒守。项羽十分生气,下令要消灭刘邦军队。项羽的叔叔项伯去刘营报信,刘邦心怀鬼胎来鸿门赴宴,先道歉,后送礼,伪装忠厚,换取好感。项方范增深知刘邦是项羽争夺天下的劲敌,生怕放虎归山,永遗后患;又见项羽不忍,叫项庄来舞剑。而项伯却出面“翼蔽”刘邦,暴露了项羽内部的思想不一致。刘邦的谋士张良,武士樊哙等齐心协力,保护刘邦躲过了这道险关。

鸿门宴是项羽势力由强变弱的一个转折点,它展示了项、刘双方多种人物的思想和性格:范增的明察和远虑;项庄的浑噩与无知;项伯的吃里扒外,只顾私交而破坏大局;刘邦的紧张和机诈;张良的机警与多谋;樊哙的勇武和忠贞…… 而更主要的,是为了表现项羽。

事前,在得到曹无伤的报信后,他“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他实力雄厚,决不甘心屈居于刘邦之下,让刘邦“王关中,珍宝尽有之。”他的 “大怒”,是自尊心受到损伤之后的短暂冲动,是血气之勇。他缺乏政治头脑和远见,一旦项伯替刘邦求情,他便“许诺”,谅解了刘邦。把范增帮他分析的利害得失忘得一干二净。他不仅不追究项伯私通“敌”营的责任,反而毫无戒备地在会面后把为他效力的曹无伤暴露给了刘邦,轻易地出卖了一个对他很有用的“朋友”,这说明他的昏愦糊涂。在宴席上,他对范增的再三注目和暗示,“默然不应”,表示他早已改变初衷,说明他多么缺乏主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却跳出来掩护政敌。自己阵营中发生了内讧,事关项家的未来和前途,他却坐在那里只管饮酒,观剑舞,仿佛一个局外人,真是糊涂到了极点。樊哙闯帐,他大吃一惊,“按剑而跽”, 似有所动,一当张良说明樊的身份,他竟欣赏起对方的勇武和胆魄,连呼“壮士!”一再赏酒,赏彘肩。完全忘记了这是对方的主力人员,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对手。樊哙质问、指斥他,他反倒感到歉疚,内心有愧,“未有以应”。最后让刘邦脱身,他收了对方的礼品,干戈化作了玉帛,他头一天的“大怒”和决心,早烟消云散了。难怪范增一语双关地骂他和项庄:“竖子不足与谋!” 通过这些行为动作的描写,说明项羽优柔寡断,缺乏政治远见,他只迷信自己的武力,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同时,他又表现出过分的坦露和天真,胸无城府,不会玩权术,不具备政治斗争的才能和手腕。结果,放走了政敌,挫伤了谋士的积极性,预示了他必然败于他的政敌刘邦手下的命运。

第三个大场面是垓下之战,乌江自刎。写得十分苍凉,悲壮。刘邦越过鸿沟,迫使项羽退军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在四面楚歌声中,他感到前途渺茫,末日来临。他借酒浇愁,慷慨悲歌,泪流满面。“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敢仰视。”英雄末路,自然引人同情。但他仍不悔悟,不思是自己的残暴行为失掉了民心,走向了孤立,却说“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仍然迷信武力。但他的确是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最后仅率二十八骑,面对五千多人的追铺,还能“溃围、斩将、刈旗”,“杀数十百人”,来证实他的勇武和能力。末了,他本可以渡江脱险,或许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他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乃自刎而死”。至死,他仍然保留了宁折不弯的刚强性情和喑恶叱咤的英雄气概,但他只是个执迷不悟的失败了的英雄。

这三个大场面,分别代表了项羽力量发展、转折、衰亡的过程,通过他和多种人物关系的描写,基本上可反映项羽平生的作风,展现出项羽性格的主要方面,概括出他一生的行为特点。

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被田蚡诬陷下狱;窦婴为营救灌夫,也与田蚡结怨。窦、田二人,一个是武帝祖母的娘家侄儿,一个是武帝母后的同母弟,武帝虽然有倾向性,却又不敢得罪母后,只好让他们“东朝廷辩之”。面对这种斗争双方都是皇亲国戚的互相攻讦,御史大夫韩安国、内史郑当时等人,发表了模棱两可的意见,“余皆莫敢对”,反映出封建时代的王公大臣,只顾自己邀宠固位,不敢坚持真理和正义,深怕得罪任何一方的矛盾心理和圆滑态度。急得武帝说气话:“吾并斩若属矣!”太后嫌无人偏袒她的同母弟,以“不食”要挟和责难汉武帝。这里的几个场面,把众多人物的动作、对话、心理状态、微妙感情,都刻画得细致入微,人物的品德性格,表现得深刻充分,形象描绘得生动具体。同一传中的灌夫骂座,窦婴待客等场面,也都写得十分成功,情节丰富而曲折,言行肖似而逼真,非常富有戏剧性。

同样,蔺相如的机智勇敢,是通过对秦外交斗争中展现的;李广的英勇善战、精于骑射,是通过具体的战斗场面显示的;周昌的戅直忠贞,是通过冒着被杀危险拒不执行刘邦的错误决定反映的;韩信的善于指挥,是通过背水之战和连下齐城说明的,如此等等,都是以场面描写或记述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使形象更加鲜明、性格更加突出的。

六、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琐事反映人物的本质特点

激烈的斗争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日常琐事同样能显示人物的特点。所以大手笔往往能使人“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有些篇章,是通过记述一些人物典型性的生活琐事,来反映出他的本质和性格特点的。

如《万石张叔列传》中写的石奋父子,“无文学,恭谨无与比”,毫无所长,只是对皇室的恭敬和为官的谨慎,一门五人皆官至二千石,被称为“ 万石君”。怎样恭敬呢?石奋年老归家,每到年节去朝廷拜贺皇帝,“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辂马必轼焉”,连看到皇帝乘坐的马车都要敬礼;“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这种矫情虚饰的行动,比起手摇小红书祝“万寿无疆”或凡呼“总裁”而立正的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怎么能不讨“上边”的欢心?又是如何谨慎呢?石奋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为篆文“马”字少写了一笔,怕被杀头,惊恐万状,惶急无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帝的残暴和臣下“伴君如伴虎”的怵惕心情。“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恭谨的结果是由沛守当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不久,又升为丞相,“在位十九年,无能有所匡言”政治上毫无建树,却能青云直上,鸡犬升天,家族沾光不小,“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司马迁明为褒扬石奋一家的恭谨,实为指斥他们无益于国家的庸碌作风,也暗示武帝时“干部路线”方面的弊端。

有些琐事描写,表面看似与主题无关,其实恰恰暗示或象征了人物一生的本质特点。如《李斯列传》中,记尚为小吏时的少年李斯,见茅厕中的老鼠吃粪便,仓廪中的老鼠吃粮食,前者“近人犬,数惊恐”,后者“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显示了他一生向上爬,拼命追求功名利禄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学帝王之术”,当上了秦的丞相。怕别人妨害他“仓中鼠”的地位,陷害死了自己的同学韩非(见《老子韩非列传》)。他怕蒙恬功大威胁到他的相位,竟听任赵高的摆布,参与胡亥篡位阴谋,矫诏赐死蒙恬。他在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过程中是很有些作为的,但他只想维护个人的权位,不敢坚持原则和真理,结果被赵高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落了个“腰斩咸阳市”的下场,连“厕中鼠”也不如了。

酷吏张汤,童年时,其父外出,让他看家。老鼠偷了肉吃,他受到父亲的责骂。这在别的儿童,也许只是引以为戒,下次注意就足够了。但他却有自己的特点:“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童年时对付老鼠的手段,竟成了他一生的职业缩影和暗示。他由小吏而升为廷尉,“其治狱所排大臣以为功”,得到汉武帝信任,“迁为御史大夫”,“天下事皆决于汤”。他狡诈多智,阴险狠毒,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酷吏。(10)

再如《淮阴侯列传》中,写韩信年青无业时受到恶少侮辱:“‘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表面看,他很怯懦,窝囊,实际上说明,韩信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决不因小失大作无谓的争斗和牺牲。他后来建功立业,被封为楚王,“至国,……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耶?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他很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11)的道理。这些琐事,多么深刻而微妙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本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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