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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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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跑革新尚存致命短板

发布日期:2014-03-12 16:15:03 浏览次数:968

专家和权威也难以准确预测技术革命

  今天我们回顾蒸汽机、油气内燃机、铁路、电、电脑以及现在的互联网技术,觉得这是理有固然、天经地义的高技术、高效益。但在这些重大技术革新之前,或正在发生的时候,人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就像福特回顾T型车的发明时说的那样:“当时如果我咨询市场的需求,人们肯定不会想到要一辆车,而是想要一匹更快的马”。

  这个道理,几乎可以应用在所有技术革命发轫之时。蒸汽机的出现,是包括瓦特在内的英伦若干有才华的工程师努力的结果,但瓦特解决蒸汽机技术难题时候,更多考虑到的是如何将一台煤矿提水的机器变成更有效率而已,他和他的同事都没想到,之后这台改良后的蒸汽机居然被各行各业所应用,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事实上,基于蒸汽机的应用者和同时代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相关发明的伟大。史蒂芬孙发明的蒸汽火车,与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刚问世的时候,遭遇人们的讥讽不断。富尔顿游说拿破仑时,甚至被其撵出去。

  即使在今日,判断一项技术的未来影响和潜在效益时,所谓的专家和权威的话也不可信。事实上每年各国申请的专利数千万,最终能被商业化的专利屈指可数。至于被虚掷在各类失败技术项目的资金,更是无法计算。对于政府而言,这其实是它爱莫能及的领域,因为新技术革命面临全然未知的未来,而政府的能力,在于根据确定的知识和信息,利用权力组织动员社会全部资源去完成一个可行的目标。试问如何让一群官员去判断一个领域的技术革新前景?以及一项技术的发展空间?

  技术革新背后的社会支撑

  我们看到的技术革新,似乎是一群人在某个领域刻意钻研的结果。其实不仅是如此,这群人在新领域开疆拓土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作为支撑。

  首先是思想与舆论自由。任何一项技术革命,其实都基于人们在自然社会的认识出现重大突破。以蒸汽机为首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基于一群优秀技师与工程师努力,但这些人的知识和训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时英国乡绅与教士群体。在16世纪早期,由于工商业繁荣引发的粮价上涨,让掌控土地的乡绅与教士群体变得富裕,这群人终日悠闲无事以钻研学问为乐,他们的知识结晶构成后来工程师努力的知识基础。至于后来内燃机以及电气、电脑、互联网技术革命,都依仗于大学各类基础学科研究人员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而这群人之所以取得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与思想自由,研究无禁忌,思想无桎梏,同时学术自治传统保障知识智慧生产体系运作正常运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其次是私有产权有效保障。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被称为康吉拉耶夫周期,长达六七十年。也就是说,从思想火花迸现到现实生产力开花结果改变寻常百姓的生产生活,整个过程需要两代人的努力。整个投入产出周期如此漫长,如果人们不是相信自己的投入会有回报,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研究人士的重大发现,如果不能保证自己获得应有的荣誉与财富,那么谁有兴趣搞发明创造的智慧生产?如果投资因为项目本身问题失败,那么投资者只能自认晦气,但如果是经营利润滚滚而来之后,政府充公没收,那么这种预期一旦形成,有谁去投资新技术项目呢?简单说,技术革命,从头到尾都是“企业家”行为,如果企业家的成果不能得到保障,技术革命根本不会出现。

  最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是鼓励创新、兼收包容。技术革命是企业家群体的“破坏性创造”,是对旧有秩序的颠覆,不仅是生产方式上,也包括生活方式。而个性独立、不盲从权威、甚至藐视权威,是技术创新者和相关投资者的性格标签。人们抗拒甚至反感冒险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创新的失败率实在太高了。人们只看到成功的颠覆者赢家通吃的风光无限,从不愿意回忆那些输家的凄凉景象。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创新有个性的输家非常包容,并乐于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么整个社会创新者会层出不穷,反之则是固步自封。这方面典型案例,应该是日本。尽管拥有无数精良的技术员和与工程师,但他们从未在重大领域取得像美国这样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文化对于输家从来不客气的——当然现在不会破腹自杀了,但对其精神和人格上羞辱是无止尽的,有时甚至比自杀还让人难受。这种文化下,工程师与学者之间,可能互相会比谁活得更细致更精巧,但他们不会越出既有圈子去开拓新边疆的。

  弥补短板亟待社会制度变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数连续超过日本及美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无论在新型专利、商标,或是工业设计的申请数量,2011年都是最多的国家。该份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的专利申请数增加7.8%,连续两年增长超过7%。而UM、工业设计,及商标的申请数分别增加了35%、16%,以及13.3%。WIPO表示,尽管经济不景气,持续成长的专利申请显示企业追求创新。2010年超越日本专利局(JPO)之后,2011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进一步取代了美国的专利商标局(USPTO)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机构。2011年以前的一百年以来,全世界只有三个专利机构曾站上第一名的位置:德国、日本、美国。

  单从上述数据看,似乎反应了全球创新区域的转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者的乐园。但行家会告诉你,压根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无数的专利申请,实际上是中国各类人等掌握了欧美先进技术后的法律规避动作:拆开一件欧美产品的零部件,仔细观察其构造后,技术秘密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的事情,然后各方就稍加改造,譬如线路、外形乃至一个零部件的调整等动作,以申请新专利。

  欧美经济体主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技术革命的投入产出周期极长,从技术构想到实际见效,往往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样就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是这样,他们可以直接抄袭欧美经济工作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成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成本,就可以达到欧美国际生产率水平,经济增长高达10%也没什么奇怪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杨小凯与林毅夫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争论的核心所在。前者认为制度改革不可规避,后者却认为,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经济水平。撇开观点对错不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之所以山寨欧美技术,而能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他们省掉了巨大的专利费用。

  单从社会条件上看,中国尚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者乐园,不可能产生新技术革命。中国教育体制本质上社会精英选拔机制,而非知识传授系统。训练学生的集体认同意识是其教育文化核心,考试选拔的标准是记忆力与既有知识体系的认同,而非创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体系培训出来的学生,很难成为技术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文化对于输家的态度,虽然比不上日本社会那么严厉,但远非美国那么宽容。在中国,循规蹈矩、沉默寡言、老于世故的人,似乎更容易成功,个性鲜明、不墨守成规的人经常被视为异类。这并不是一个欢迎企业家颠覆性破坏的社会文化。

  最糟糕的是,中国对私有产权有效保护尚待提升。技术革命是个长周期,如果企业家甚至连几年之后的政治前景都不敢预期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肯定急功近利,不可能为技术革新做长期投资。从2010年开始,中国富人阶层的移民浪潮风起云涌,这种情况下,谁会考虑十几年之后的长期投资的后果呢?作为一国战略,是政府官员为长期所定目标而做的大致筹划。但在技术革命方面,如果不出现社会制度变革,山寨欧美技术是最实用和有效的路径。

文章由冯鹏程讲师助理整理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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