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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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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济天下”到“持论公正”

发布日期:2014-08-22 14:24:08 浏览次数:1489

 前不久,一起泗县疫苗事件引起全国的关注,6岁女童李威的死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300多名孩子住院,也引发不同媒体众口一词的批评。在事实真相未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大量媒体和媒体上的评论,把这一事件视为“南京冠生园”、“阜阳假奶粉”一类的厂家、商家或流通渠道上的违法事件或道德事件。于是,对此的评论声势不小。但事后经查实,这其实是一场群体性癔症。在各类评论对此事件“跟风式”的谴责、批评之后,新闻评论应有的、也是新闻评论传统中一直秉持的“公正”原则,被重新提起。当然,由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坑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和问题目前普遍存在,新闻评论理应加以议论和针砭,但是否不应把新闻事件仅仅作为引发议论的由头,而不太在意事实本身是否客观真实。

  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报刊言论版的兴起,公众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表达渠道和机会大幅度增加,多元的观点折射出当今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真实图景。但与网络BBS上或新闻跟帖中网民们即兴式的议论不同,媒体评论或论坛中的专栏文章在表达多元观点的同时,是否也应秉持某种“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代表主观意见的评论,建立在客观真实的事实之上,以便在这类代表媒体或“社会精英”发言的评论或专栏文章中,真正继承中国新闻评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传承——既有“济世情怀”,又能“持论公正”。

  其实,如果了解了新闻评论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传承,就可以理解今天所提倡的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责任和公民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什么新的职业要求或道德说教;今天所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其精神本来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并与18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汇流,在19世纪后期开始的国人办报的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一种职业追求。

  如果说源远流长的论说文是中国新闻评论的文体源流的话,中国新闻评论同样有其深厚的精神传承。从“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到治“经世致用”之学,写“经世致用”之文,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不仅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也有着“文人论政”的理念与传统。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新闻评论厚重的精神与文化积淀,给今天的新闻评论以滋养,也给今天的新闻从业者、乃至中国的知识界以思考。


一、“济天下”与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


  “济天下”是历代中国文人崇高的人生理想,原出自《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有言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泽加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番议论,反映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而由“兼善天下”引申出的“兼济天下”,也成为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同时,孟子又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里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既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基础,也作为自己不同阶段或不同境遇下的目标及准则。而“治国平天下”,更是胸怀远大者毕生的理想。

  “文起八代之衰”的论说文大家韩愈以孔孟道统的传人自命,以“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用“六经”和《孟子》那样的文章形式,宣传他的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政治见解,实现唐王朝的中兴。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是一次文体与文风的革新,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的一种途径。从他的《原道》、《原毁》、《师说》等代表性论说文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境界与追求。

  北宋的欧阳修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直指时政,砭斥时弊,同样表现出一种匡时救世的胸襟与情愫。

  同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传达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广胸怀,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国家责任感,既是其人生的写照,也映衬出中国古代先进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节操。

  值得注意的是,举凡以议论说文见长的“士”,大都成为了“仕”,而正是因有了可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和途径,其论说文才成为当时的“谏文”和流传后世的名文。同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又往往为自己尊崇理想和所言所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为朝廷所器重,成为权奸佞臣们攻讦、陷害的对象,贬谪、丢官甚至祸及性命。于是,在辉煌的中国古代政论文背后的政论家们,身上总是或多或少地笼罩着一种“报国无门”的悲壮色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名言,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正始》中提出的,原文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生逢改朝换代的动乱年代,“济天下”的道德境界和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大义相比,与包括文人在内的每个人的责任都更加紧密。自此,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更多地成为一种真切而紧迫的责任和行动。

  与“济天下”同样流传至今的是“文章千古事”的文人操守。此言原出自杜甫《偶题》一诗,后半句是“得失寸心知”。虽有今人将其理解为“既然写文章是流传千古的事情,那么干这事的人自然也就流芳千古了”,[1]但中国历代文人一般是将此话当作为文的警言,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种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同样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遗产。


二、 “经世致用”与中国文人的为文追求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达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深刻地意识到宋明理学的清谈误国,把关注的目光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贯穿“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2]而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把治学与治世紧密联系起来。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既是“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黄宗羲,是“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之一。张岱年先生曾说:“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3]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强调做“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就是对社会政治有实际意义的学问,并把学到的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

  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曾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提出的“务当世之务”,成为后来崇尚“经世致用”者为学、为文的宗旨。潘耒曾称道顾炎武:“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由此再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看出,它既反应了一种济世胸怀,也表达了一种把天下、国家、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实务”态度。

  推崇“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在为文时则追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颜元曾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并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4]不袭古人,务实创新,成为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们为学、为文的显著特征。

  被称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者的龚自珍,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很深。他的文章提倡变法图强,“以朝章国政世情民隐为质干”,“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5]。他青年时代所撰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抨击。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他曾概括自己的一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种“风气”就是大胆指斥时弊,议论天下大事,倡导改革的风气。[6] 

  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7]他讲求治经世之学,并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在他得知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华书院,请华人教汉语汉文时,就对中国没有一人做类似了解外国的事备感忧虑,于是遵友人林则徐嘱,以林主持译编的《四洲志》为基础,最终辑撰而成100卷的《海国图志》。该书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西方各国国情及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书中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魏源也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务变革,“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和“改良维新”的制度变革都与此有关。因此,探寻历史上包括论说文在内的记录或推动社会变革的文章及著作背后的文化思想源流,也是继承我国评论传统、乃至文明传统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三、 “文人论政”与中国文人的办报传统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将最佳外国报纸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同日,作为报社总编辑的张季鸾,在为此撰写的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8]张季鸾的这段话,概括了近代以来国人自办报刊的一个显著的传统——“文人论政”。

  何谓“文人”?按《辞海》的解释是“读书能文的人”[9],亦即读书人、儒生、抑或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文人论政”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悠久的文化传统,先秦以来各个朝代流传下来的论说名篇,很多可以视为“文人论政”之作。但实际上,除先秦诸子外,传于后世议论国事、政事的论说文,其绝大部分作者已非普通的“文人”,而是身为朝廷官吏的文人。“学而优则仕”、“由士而仕”的传统,使对中国古代“文人”的界定至今莫衷一是。

  西方对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私利之上的。”[10]中国“文人论政”传统,除因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的因素之外,更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之中。费正清曾说“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11]这一传统世代传承,为敢言直谏而不畏生死者数不胜数。由“文人论政”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人风骨,已成为超出论说文之外的一种文化传统与精神传统。

  而张季鸾所说的“文人论政”,主要是指自近代报刊以来相对于“洋人办报”的“国人办报”,特别是“国人办报”中的“文人办报”而来的一种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办报主张的是林则徐和魏源,而最早在近代报刊上公开发表办报主张的是王韬和郑观应。[12]王韬是“文人办报”的早期实践者之一,他曾明确表示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是借“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3]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刊登于该报新闻版《中外新闻》上的论说文,利用报刊“文人论政”的直接表现。有学者甚至认为:“王韬首先开启了中国文人以报议政、以报参政、乃至以报通达政坛、从而掌政主政的风气。”[14]

  梁启超是继王韬之后“文人论政”的又一代表。在他担任总撰述的《时务报》上,除他自己撰写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著名政论外,还先后刊登了严复的《辟韩》、汪康年的《中国自强册》、赵向霖的《开议院论》等直指政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政论文章。将报刊视为国家“耳目”、“喉舌”的梁启超,始终把办报,特别是发表政论与议论国事联系在一起。将“文人论政”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另一个与梁启超同时代的报刊政论家,是最早将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改良学说引入中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利用政论抨击封建君主制度,宣扬西方民主思想。据查,在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共发表42篇政论,半数以上出自严复之手。[15]

  而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后,因直言谈论而倾动一时,“言论报国”之风至清末达到高潮。

  《大公报》推崇的“文人论政”,就是:“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或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16]

  自诩为继承“文人论政”的传统的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里,将这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胡政之在1944年出版的《季鸾文存》的序中提到;“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17]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以“新闻救国”、“言论报国”为理想,凭借手中的笔,以社评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其言论不仅奠定和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也每每对当局或时局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大公报》还素以“敢言”著称,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社评,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这位“文人加报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

  有学者认为,“文人论政”的典型方式是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星期论文”。这个于1934年初开辟的评论栏目,专门刊登社外名家的评论文章,[18]胡适、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梁实秋、杨振声、张申府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大都曾任“星期论文”的撰稿人。该栏目延续了十五年之久,不仅体现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也是“文人论政”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发扬。

  曾为《大公报》撰写社评并主持过笔政,后任《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的徐铸成,也极力推崇“文人论政”的思想和做法,为了恪守《文汇报》的民间立场,他三次拒绝国民党的投资,成为这一思想的身体力行者。

  谈及“文人论政”,不能不提到储安平和他的《观察》周刊。这本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最终被国民党查封。“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19]

  纵观百余年的中国新闻史,有学者提出,“文人论政”得以成为一种传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20]离开的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无论“文人办报”还是“文人论政”,难免会困难重重。

  “文人论政”是作为报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办报传统和职业理想,但这种理想始终未能达到、也很难达到其“理想”的目标。来自政治、经济等外部的种种压力与制约,以及自身的局限与困惑,始终让“文人”出身的报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着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这种理想在今天,正在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借助于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被人们重新提起。


四、“持论公正”与中国报人的言论主张


  “持论公正”是历代文人发表议论、撰写文章的重要原则。

  作为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明确提出“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的《大公报》,其创办人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也将其定为办报宗旨:“今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揭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21]这里提到的“折衷”,主要是指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

  秉承这一办报理念,张季鸾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他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作为《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作为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鸾言论的“四不”原则一是“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是“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三是“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其四是“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22]简言之,“四不”原则强调的是持论公正,言论独立,立言为公,态度严谨。这种追求,尽管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却集中表达了康梁之后中国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理想。

  对此,张季鸾有过明确的表述:“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近多年来,报纸逐渐商业化,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进展。其结果,只有大规模经营的报纸,能以发达,已不是清末报业初期文人办报的简陋情形。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所以从大体上说,中国报业是走着英美路线。”[23]

  韬奋也把“大公无私”放在办刊的第一位。他曾说:“撰述评论的人最重要的品性是要能严格的大公无私,在言论方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或迁就私人的情面而做违心的言论。我深信任何刊物的信用——也就是刊物的命脉——最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他认为,言论的独立精神是一个报刊“生命所依托的惟一要素”。[24],韬奋一生办了多家刊物,始终维护“言论公正”这一原则。

  如果说“客观公正”的报道是一种“确实的消息”,那么“持论公正”的评论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评论”。因此,“持论公正”在作为中国历代文人立言标准的同时,更被视为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近现代报人的言论主张,与今天新闻学术界与实务界大力倡导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今天,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竞争的加剧,新闻评论开始成为表明媒介思想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新闻媒体和广大公众有了越来越大的言论空间和话语权力,对这一空间和权力的收紧或滥用都会伤害到社会和公众本身。为了更理性、更成熟地利用这一空间、行使这一权力,我国的媒体管理者、从业者和普通公民,如何真正了解和继承中国新闻评论的精神传承和文化传承,包括其中“持论公正”的原则,应该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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