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难题

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难题

发展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结构转型的成功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而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谷。9月份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继续下降，预示着经济的收缩。“克强指数”中反映实体经济的指标并不乐观：1-9 月的工业用电量接近零增长，铁路货运量下降10.9%。房地产市场也迟迟没有恢复，1-9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2.6%等等。

显然。长期结构性因素不足以解释经济的持续低迷，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政府的货币政策立场。笔者认为，可能是受到当前应对经济下行的策略分歧的影响，当前央行的市场操作过于谨慎。比如在公开市场上，央行维持中性操作。央行11月3日进行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交易量与前两次操作持平，且与日内到期逆回购规模相当。中标利率维持在2.25%，仅调降10个基点。

如果再考虑资金外流的压力，央行对短期内下调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观望态度，也许正是错过了采用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时机。10月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强劲，所以对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再起，11月资金外流压力依然较大;考虑到8月以来持续的资金缺口，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已降至低位，即使10月降准后资金也并不宽裕。这导致社会融资成本依然高企。事实上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在10%以上。

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清楚，结构转型不能解决短期中的经济波动，其过程也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效率高的创新企业替代传统企业，即创造性毁灭是结构转型的核心机制，也是经济周期产生机制，正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所论述的，创新“不是像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经历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将在工业中的资源配置到家庭消费和服务业中;城市化则涉及到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转移。再配置的资源并不一定能得到充分利用，出现产能过剩，造成发展的瓶颈;劳动力在空间和行业上的转移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形成摩擦性失业。不重视这些问题，经济很容易滑入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中，使得结构改革的长期目标遥遥不可及。

二、结构转型中的资金需求

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协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性作用在于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在运作良好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的风险是由资本市场来承担的，越是快速的结构升级，资本越需要高回报补偿。在流动性下降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资本市场上的避险情绪浓重，融资成本上升，那么企业家的活动就受到抑制。经济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费雪(Irving Fisher)称之为经济周期中的“债务通缩”因素。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升级需要政府在公共品的提供中积极作为。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基础建设，特别是大城市的道路、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这些基础建设降低了企业的供应链成本，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和效率。并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启动长周期的基础建设项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能够可信的说服金融机构他们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在未来会得到充分使用，获得持续的现金流。但是在紧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的信用和说服能力下降，资金紧张，项目周期延长，项目配套减少，现金流无法兑现。公共品提供的不足往往导致企业运作的成本上升，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创新、创业活动。

本文由钟朋荣讲师助理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