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改革会出现两种富人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年，在此我的缅怀之情如滔滔江水，敬仰之心若莽莽群山。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邓小平，是因为他让一批人致富了，让一批人脱贫了。

脱贫无人质疑，但致富却争议不断，因为邓大人还留下一句话：“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而就在早些时候，邓小平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今，中国不仅有了千万、亿万富翁，而且有了百亿、千亿富翁，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是难以回避的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先富带后富？如何理解共同富裕？

先富带后富是财富传承的一般规律，其一是血缘传承，即家产的继承模式；其二是创业传承，即投资人寻找创业者。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先富带后富以血缘传承为主导，三分之二以上的新增富人来自于家族财产继承；7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由于股权投资的产业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每一代新增富豪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白手起家的穷人。如2012年《福布斯》统计的10亿美元富豪总计1210人，其中830人是白手起家的穷人，占比高达68.6%！通过投资或创业由穷至富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致富模式，投资人和企业家成为时代的宠儿，邓小平预言的“先富带后富”已被中国的实践和全球化市场所验证。

市场化的改革会出现两种富人，其一是竞争中的幸存者，其二是转轨中的寻租者。“摸石头过河”的改革必然有人淹死而成为“先烈”，侥幸过河的人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由富变穷，由此演绎，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富人都不是一个人的致富之路，而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的胜出者。一个国家，竞争中的胜出者越多，市场经济就越繁荣，因此而脱贫的穷人也就越多。在我看来，这才是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而非所有人都应成为富人。换句话说，先富者带后富者，致富者无论先后都只能是少数人，从而扩大贫富不均。经济发展中的贫富不均是为多数人能够脱贫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任何制度都无法克服市场本身创造的贫富分化。

尤其在中国，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富分化，让一些人致富，让更多的人脱贫。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一边分配财富，一边分配风险。在这里，货币扮演着一个极其微妙的角色，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政府长期超额发行货币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当政府用超额货币驱动增长之时，政府主导的投资和消费为许多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帮助他们脱贫；也为少数穷人提供了创业机会，从而促使他们致富。但是超额货币在驱动增长并创造就业之后流向哪里？流向消费品市场就可能诱发恶性通胀，威胁大多数穷人；流向投资品市场就必然产生资产泡沫，让富人承担风险。由于穷人储蓄，富人投资，泡沫化的风险财富因此成为贫富分化的加速器，让全社会的风险财富以更高的比例流向富人。

共同致富绝非“均贫富”，而是在贫富分化中使多数人脱贫。财富即风险，富贵险中求。在风险社会，没有贫富分化就没有风险溢价，也就没有创新机制和风险财富。 

本文由金岩石讲师助理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