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执行力的三个基础

任何一个立志长远发展的企业都需要制定合适的战略，而合适的战略能否取得预期中的绩效，则取决于执行力水平的高低。高水平的执行力不仅可以保证合适的战略最后的成功，有时候也能挽救在执行中才发现的不那么合适的战略，或者减少不合适战略所可能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有效的执行力主要依靠信任、忠诚、学习这三个基础。

一、信任

忠诚的管理层和员工，不靠口号，不靠宣贯，也不完全靠工资奖金的激励，而是靠信任，基于组织性学习环境下对管理层和员工的信任，基于后台严格成本控制前提下对管理层和员工的信任。

海底捞创始人以1万元起家，现在已经开设了30家分店，年营业额近3亿元。在成功背后的诸多故事中，关于信任的故事更值得我们记取。海底捞给一线服务员的授权很大，甚至包括为顾客免单的权力。这绝对是对员工的信任。当然，员工每人都有一张卡，他在店内的所有服务行为都需要刷卡记录在案，一旦发现公司的这种信任被员工滥用，则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反之，如果员工不滥用，他就一直可以保有这种权力。海底捞对30家分店的店长也是充分信任。店长只需要对顾客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负责，而不需要对营业额负责。这大抵反映出公司对管理层的信任。正因为“公司给你的总是超出预期，所以就会死心塌地地为公司干”。这就是信任的力量。

当然，这不是盲目的信任，盲目的信任一定会带来战略执行的危机。海底捞的信任是理性的信任，是有底气的信任，是基于严格成本控制基础上的信任，是基于现代化管理基础上的信任。海底捞在全国建立了四个配送中心，为各自负责的门店服务，为这些配送中心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是麦当劳全球物流合作伙伴美国夏晖公司。科学设计的配送中心通过规模化的采购和生产为公司赋予管理层和员工的“放纵”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海底捞通过配置现代化的设备，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的工作量。比如，客人要加菜，服务员只要在餐厅的触摸屏上操作一下，订单就下到后厨了。员工省时省力了，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让顾客满意，而顾客的满意又会带来更多的市场份额，更多的市场份额则给海底捞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战略的执行，在信任和由信任衍生出来的自觉中，不知不觉的完成了。或许，这可以称得上是战略执行的一种境界。当然，如果失去规模化采购、信息化流程，这种境界终究会落下地来，成为战略执行的困境：放也不是，收也不是。

二、忠诚

战略的有效执行，不完全取决于组织结构、管理流程、组织文化，还有赖于环境之变迁。环境之好，即便结构和流程有所不妥，战略依然可以有效执行。环境不佳，即便结构和流程甚为合理，战略依然可能无法有效执行。前者可略，后者则需重视。而需重视者，乃是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对企业战略的忠诚度。

仍有一故事，或可证此意。我国历史上，素有和亲传统，将和亲政策视为国之安定、修好近邻的战略。虽有唐朝之强大，亦莫能外。唐朝大盛时文成公主和亲松赞干布的故事广为流传，开创了唐蕃友好局面。但同样值得记住的，还有大唐盛世不在后的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故事。其时，大唐变局迭起，吐蕃动荡不宁，金城和亲到吐蕃后，被视为危及吐蕃安危的不祥之兆，并被废黜为“罪臣”，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金城公主始终不忘自己承担的唐蕃和好的崇高使命，凡历三十年，终于赢得吐蕃上下的理解、信任和爱戴，成为藏民心目中美丽智慧的象征、善良慈悲的圣母。

顺境时，难以真正体现战略执行力；逆境时，最需要如金城公主般的战略执行力。可是，对于企业而言，这种忠诚来自哪里呢？

三、学习

战略的有效执行需要的组织文化的保障，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大概来自于我们每天都在讲的学习。不学习，既不易提高自己的素养，故易缺有效执行战略所需之精神，亦不易理解战略之精要，故易缺有效执行战略所需之能力。治国者，必先修身。道理大致也是如此。治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这方面，国旅的战略合作伙伴华侨城很是值得研究。在中国的旅游企业中，创新如华侨城者并不多见，旅游企业创新影响如此之大者凡华侨城外亦不多见。华侨城之“生活的创想家”之战略缘何得以有效执行和推进？原因甚多，但组织的学习文化甚为重要。从2003年开始，华侨城每年都号召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着员工的学习。2003年，全体员工读《致加西亚的信》，培养大家不惧艰难的精神；2004年读《自动自发》，培养员工的主动和热情；2005年读《细节决定成败》，力求让细节化的思维成为员工的一种思维常态；2007年读《冰山在融化》，培养员工的危机意识；2008年读《问题背后的问题》，培养员工的个人责任意识。持之以恒的重视学习、强调学习，将学习真正内化为企业的重要基因，恐怕是华侨城能持续有效地执行发展战略之关键。

从国家治理而言，亦如是。汉光武帝建立了两百多年的东汉王朝，史评甚高，有曰：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两项头衔的帝王。而其之所以能如此，恐与东汉的学习型社会不无关系。王子今先生在《东汉的“学习型社会”》中指出，“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天下未定时，刘秀即“修起太学”，并曾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明帝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若非有学，何敢授学？与人学，而非独学，亦可见执政者之良苦用心。若撇开独尊儒术而废百家不言，执政者刻意倡导的学习热潮，不仅帝王皇子学，而且公卿子弟皆学，这对政令通行、巩固统治显然是大有帮助的。